從“民生小案”讀出“國之大者”
——走進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三十八批指導性案例
一張還款憑證經多次鑒定，呈現出結論相去甚遠的鑒定意見，司法機關應如何采信？小額貸款公司背離“小額”“分散”經營理念，違反規定收取高額利息，司法機關該如何回應？屢見不鮮的“一房二賣”，守約的購房者可以獲得哪些具體賠償？租來的房子長期遭受案外人侵擾，租戶窮盡救濟方式仍不能解除合同，窘境如何走出？
民法典頒布兩周年之際，最高人民檢察院以民事生效裁判監督為主題，圍繞保障民法典實施，發布了第三十八批指導性案例。作為民事檢察監督中最為基礎，也最為核心的一項業務，民事生效裁判監督集中體現檢察機關在民事法律適用、司法理念方面的糾偏、引領作用，有助于推動民法典的正確施行、統一司法裁判標準，并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合法訴求。
實務中，民事檢察監督被人們視為權利救濟的“最后一根稻草”。身處司法判決既判力與當事人訴求之間，檢察機關不僅要維護司法權威和法的安定性、尊重審判機關的自由裁量，還要充分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理念，及時回應當事人合法訴求，確保司法公正。如何通過精準監督發揮出民事檢察應有作用，考量著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智慧和能力。
也正是基于此，本批指導性案例一經發出，即引發了實務界的極大關注。
于“監督與支持并重”中
做強生效裁判監督
“指導性案例具有很強的檢察色彩?！弊罡邫z民事檢察研究基地、東南大學民事檢察研究中心主任、東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單平基教授用“檢察特質”來形容第三十八批指導性案例，“彰顯了民事檢察監督所具有的公權監督與私權救濟的雙重屬性，為各地民事檢察實踐提供了參考樣本?！?/span>
在李某榮等七人與李某云民間借貸糾紛抗訴案（檢例第154號）中，圍繞著一張巴掌大小的還款字據，出借方魏某義（已歿）的家屬李某榮等七人，與借款人李某云打了一場歷時十多年的官司。
借款人李某云是否已經償還借款？這在歷次庭審中都是訴訟雙方爭論最激烈的焦點問題。圍繞著關鍵證據——“李某云借款已經全部還清，以前雙方所寫借款條和還款條自行銷毀，以此為據”這張標記為“立字據人：魏某義”的還款字據，訴訟中前前后后共進行了4次鑒定，而呈現出來的鑒定意見卻各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法庭該如何采信證據？法官的自由心證要遵循哪些規則？
在抗訴意見中，最高檢指出，在還款字據這一核心證據系孤證，且存在明顯裁剪痕跡、正文與簽字不是同一人所寫等重大瑕疵的情況下，李某云應提供相關證據對款項交付情況予以補充證明，否則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最終，這起案件經由最高檢抗訴，最高法撤銷了原一審、二審判決及再審判決，李某榮等七人的訴求最終得以實現。
“在李某榮等七人的個案訴求得以實現的同時，我們注意到，這起指導性案例還對鑒定意見的證據采信給予了規范與指引，提出要摒棄唯鑒定意見是舉的錯誤認識，正確適用證據規則，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眴纹交蛴浾呓榻B說，民事生效裁判監督的核心是對民事審判權這一公權力的監督，從公權監督的職能定位出發，實現對公民私權利的救濟，這凸顯了民事檢察監督兼具公權監督與私權救濟的雙重屬性。
正是從這個雙重屬性出發，民事檢察監督權的發動，特別是抗訴權的啟動，有著更為深刻的考量。最高檢第六檢察廳廳長馮小光解釋說，民事檢察監督的本質是去除影響民事審判權運行質效的瑕疵，提升民事審判權運行質效，有效、及時、充分地保障公民行使訴權和實現實體權利，維護民事審判權便民利民和質量效益皆優的設計初衷。
行使民事檢察權的起點，在于精準發現監督對象即民事審判權運行中存在的瑕疵或缺陷，這是民事檢察監督精準發力的前提和基礎。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以鑒代審”進入了本批指導性案例的視野。
所謂“以鑒代審”，是指在司法活動中審判人員過度依賴鑒定意見，放任鑒定意見決定判決結果。這種錯誤認識異化了司法審判職能，降低了司法公信力，與“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求大相徑庭?！翱陀^來講，鑒定意見只是民事訴訟法定證據的一種形式，任何證據只有經過法官的審查、庭審的質證，綜合其他證據的影響，才能對案件事實進行判斷?！瘪T小光說。
“這起案件之所以被列入指導性案例，在于其對司法實踐的關注與回應?！北本┦袩樅饴蓭熓聞账匣锶寺蓭熡喾品葡蛴浾呓榻B，實踐中長期存在著“以鑒代審”的問題，在一些案件中，司法人員過于依賴司法鑒定意見，使得證據規則流于形式。
余菲菲向記者表示，單靠鑒定意見決定審判的邏輯顯然是錯誤的。當鑒定意見與其他證據存在沖突，或者借助鑒定意見難以認定待證事實時，就需要綜合其他證據予以整體評判，而不能以鑒定意見作為事實認定的唯一參考。
其實，對于“以鑒代審”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早有關注。2020年8月14日，最高法發布《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中委托鑒定審查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直指“鑒定申請審查把關不嚴、對鑒定活動監督不夠、對鑒定意見過度依賴、鑒定泛化甚至以鑒代審等情況”。
“正是這種長期存在的審判‘頑疾’，滿足了民事檢察監督的必要性標準?！眴纹交f，最高檢對“以鑒代審”的關注，秉持了新時代檢察監督的雙贏多贏共贏理念，和其他司法機關一同推動問題解決。
“以精準監督理念為指引，做到監督與支持并重?！瘪T小光解釋說，民事訴訟監督實質上是啟動糾錯程序，促進審判機關重新審視并自我糾錯。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的責任和目標是共同的，兩者要形成良性、互動、積極的工作關系，使法律監督在出發點和落腳點上、在主觀和客觀方面都發揮出促進審判機關更全面更深刻理解法律的作用，共同維護司法公正。
于依職權監督中
深刻理解依法能動履職
縱觀本批指導性案例，有兩起與借款合同糾紛相關。長期以來，在申請民事檢察監督的案由中，借款合同糾紛一直高位運行，特別是民間以及地方性小型金融機構借貸隨意、不規范、缺乏監管等問題突出，導致事實查明難度大。如何查清雙方真實的資金往來情況，一直是辦案難點。
不同于李某榮等七人與李某云民間借貸糾紛抗訴案，某小額貸款公司與某置業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抗訴案（檢例第155號）是從依法能動履職的角度，描繪了一片民事檢察監督的新天地。
重慶市永川區檢察院在協助上級檢察院辦理某小額貸款公司與王某、何某等人借款合同糾紛監督案中，發現了小額貸款公司在經營中可能存在規避行業監管、變相收取高額利息、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的線索。在當事人沒有提出監督申請的情況下，檢察機關該怎么辦？要選擇視而不見，還是能動履職？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司法的被動屬性，常見的說法是“不告不理”。特別是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由于原、被告當事人是平等的民事主體，訴訟地位平等、對等，法院居中裁判，公權力一般不會介入到任何一方當事人的訴訟活動當中。問題就此提出，如果當事人沒有提出民事檢察監督申請，是不是即便發現了監督線索，檢察機關也要恪守檢察權的謙抑，按兵不動？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近年來，隨著檢察履職新理念和新實踐的持續更新和探索，最高檢黨組反復強調要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深化理解、充分運用國家法律制度，依法能動履職，把監督辦案持續做深做實，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保障人民根本利益。
對此，最高檢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曾對依法能動履職作出精辟的解釋：依法履職、能動履職是內在辯證統一的，能動履職的基本前提是依法履職，一切檢察工作都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依法履職的更高追求是能動履職，也就是跟上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適應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更高要求，努力把工作往前推進一步，往深做實一分，引領法治、促進治理。
這種理念與要求，在具體制度上也有體現。2021年8月1日施行的修訂后的民事訴訟監督規則，就適度擴大了依職權啟動監督程序的范圍，對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當事人存在虛假訴訟等妨害司法秩序行為、依照有關規定需要人民檢察院跟進監督等六種情形，檢察機關應當依職權啟動監督程序。
某小額貸款公司與某置業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抗訴案，無疑就是對這個更高要求的踐行。在案件承辦人看來，小額信貸公司借助信息咨詢服務部的“馬甲”，“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表面看上去是互相獨立的兩個公司分別收取利息和咨詢費，實際上是意圖躲避金融監管和欺騙司法審查，通過民事訴訟“合法”外衣獲得高額利息。無論是合同法還是民法典，對于嚴禁高利放貸的態度都是一以貫之的。
從個案角度來說，這僅是借款人的私權受到損害，然而，從某小貸公司長期經營的角度來看，這種危害實則面向的是社會不特定群體。如果僅靠借款人自行舉證，很難證實咨詢費是變相收取的利息，如果這樣的行為被認定“合法”，將會破壞金融監管政策的落地，損害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關系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此，在充分調查、全面審查的基礎上，重慶市檢察院第五分院提出抗訴，及時亮劍，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也深刻闡釋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檢察實踐——
在辦理借款合同糾紛監督案中，檢察機關發現小額貸款公司設立關聯公司預先扣除借款本金、變相收取高額利息的，應當按照實際借款金額認定借款本金并依法計息；
檢察機關要注重借助大數據篩查類案情況，積極調查核實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及資金流向等是否存在異常情況，發現小額貸款公司等存在違規發放貸款情形的，可以依法通過抗訴、制發檢察建議等方式，促進規范小額貸款公司經營行為，依法維護金融秩序。
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動介入，會不會影響原、被告雙方之間的力量平衡？對此，馮小光表示，檢察機關是居中監督，秉持客觀公正立場，不代表任何一方當事人。從民事檢察精準監督的法定性與必要性標準來看，民事檢察辦案務必要做到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這就要求，監督的著眼點不應局限于個案公正，而應立足于整體法律價值的實現。
“這種法定性與必要性兼顧的考量，讓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具有更廣的視野、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站位，而這也必然要求民事檢察監督要依法能動履職，通過司法辦案和檢察建議等途徑參與社會治理、依法能動履職，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案恰是精準體現?！瘪T小光說。
于“民生小案”中
貫徹實施民法典
民生無小事，民事大如天。
花500多萬元購買的房子，卻遭遇開發商“一房二賣”，生效判決以“利益平衡”為由，并未按照損失進行全額賠償。守約方鄭某安雖然拿到了賠償款，但與房屋現值相比相去甚遠?！巴诉€的購房款，再加上賠償款，都不夠現今的一套房款。我是誠信一方，怎么反成了受害者？”鄭某安感到很冤枉，也很不解。
對承租人陳某而言，自打剛開始裝修的那刻起，就受到來自案外人的阻攔。施工受阻，陳某幾乎窮盡了所有方式力求解除合同，然而并沒有結果。“租的房子也住不進去，房租還得按期交，我該怎么辦？”一時間，陳某陷入了維權無門的窘境。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明確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與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相比，法律執行和實施仍是亟需補齊的短板，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作用發揮還不夠充分。
鄭某安與某物業發展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再審檢察建議案（檢例第156號）、陳某與向某貴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抗訴案（檢例第157號）中，陳某、鄭某安等社會個體的遭遇，正是《意見》所提及的“法律執行和實施仍是亟需補齊的短板”的真實寫照。
“很長一段時間，‘一房二賣’損失賠償額是否完全包括差價賠償，并沒有形成統一認識，盡管在相關案例、司法指導性文件中，有支持完全差價賠償的傾向觀點。但在各地司法審判中，因自由裁量權的加入，判決結果并不一致?！庇喾品蒲a充說，如果不能支持完全的差價賠償，對購房者而言，損失很大，很多人的安居夢會就此破滅?！叭缃?，通過這件指導性案例，借助法律監督帶來的示范效應，有助于在更大范圍上形成法律適用的統一?！彼f。
“從情理上講，花費數百萬元購買房屋后，歷時6年，仍然拿不到房產證，開發商單方導致的違約，購房者有何責任？”該案的承辦人向記者說起這樣一段經歷：在鄭某安與某物業發展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再審檢察建議案的論證會上，有專家提出這樣的觀點——以利益平衡的名義，來阻卻完全賠償原則的落實，這樣的判決論證有失公允，無論從法律上、事實上還是情理上，鄭某安賠償全部差價損失的訴訟請求都應得到支持。
“司法是社會生活的晴雨表”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在余菲菲看來，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小案，是檢察機關貫徹實施民法典的絕佳切入點?！熬拖駥Α环慷u’守約方權益的維護，這種法律監督更具說服力與感染力，也正是對‘國之大者’的踐行?！彼f。
房屋租賃、房屋買賣、借款合同等糾紛，都是生活中常見高發的案由，最高檢第三十八批指導性案例以此作為關注點，凸顯檢察機關對“民生小案”的重視。在單平基看來，與審判機關指導性案例側重法律規范解讀、規則適用不同，最高檢指導性案例的編寫還注重個案之外對法治價值、司法理念的引導。
“凸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精準監督的理念，不同于單純的法律規則的闡述，每一個案例都是促進家庭美滿、社會和諧的檢察實踐?！眴纹交f，檢察機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面正確履行民事檢察監督職責，通過對個案的監督，用心用情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增強了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可以說，民事檢察精準監督理念與民法典蘊含的人民至上理念具有同一性?！瘪T小光指出，民事檢察監督兼具權力監督與權利救濟的雙重價值，通過檢察辦案一方面依法監督法院行使審判權，另一方面則是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將民法典對于公民權利的確認、保障與救濟落到實處。
《意見》指出，檢察機關要貫徹實施民法典，加強精準監督、類案監督，堅決維護民事司法活動的公正與公信。“從這批指導性案例中，我們看到了檢察機關為貫徹實施民法典所作出的努力，也期盼在指導性案例的影響下，檢察機關會進一步推動民事檢察法治實踐?！眴纹交f。
依法開展生效裁判監督
能動履行民事檢察職能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三十八批指導性案例解讀
202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以民事生效裁判監督為主題，發布第三十八批指導性案例。這批指導性案例對于深化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理念、促進開展民事檢察精準監督以及保障民法典統一正確實施具有重要意義。為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依法開展生效裁判監督，能動履行民事檢察職能，應當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把握好公權監督與私權救濟相結合的民事檢察制度定位，增強監督實效。民事生效裁判監督的核心是對民事審判權這一公權力的監督，但從業務屬性上來說，民事生效裁判監督又是以案件事實判斷及民事法律適用為基礎展開，其中必然涉及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也就是私權救濟的問題。檢察機關在履職過程中，不僅要監督糾正錯誤司法裁判，更要切實發揮對當事人權利救濟的職能作用，進而有效增強民事檢察監督實效。比如檢例第157號指導性案例陳某與向某貴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抗訴案，承租人通過協商與訴訟已窮盡法定的合同解除手段，但仍然未能解除合同，檢察機關通過抗訴不僅保證了民法典中合同解除制度的正確適用，還幫助當事人打破僵局，切實保障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二是把握好法定性與必要性相結合的民事檢察監督標準，實現精準監督。民事生效裁判監督的法定性標準，主要是指檢察機關應當依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來審查民事生效裁判的違法性。而必要性標準則是指檢察機關在堅持法定性標準的同時，應當結合監督的社會效果、裁判作出時的司法政策和社會背景等因素對監督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在對相關因素綜合考量后再作出是否予以監督的決定。檢察機關在履職過程中，要堅持法定性與必要性并重的民事檢察監督標準，避免應監督而未監督或不應監督而超越限度監督，進而保障監督的精準性。比如檢例第154號指導性案例李某榮等七人與李某云民間借貸糾紛抗訴案，法院先后歷經四次鑒定且鑒定意見存在沖突，如不對該司法裁判進行監督，將出現“以鑒代審”等嚴重侵害當事人訴權的問題，因此該案不僅符合法定監督標準，更有監督的必要性。再如檢例第156號指導性案例鄭某安與某物業發展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再審檢察建議案，雖然檢察機關在監督時要適當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但該案將租金收益作為酌減違約賠償金的考量因素，導致裁量失當、裁判不公。對于此類問題，檢察機關應當依法加強監督，在實現個案公正的基礎上，促進統一裁判標準。
三是把握好依申請與依職權相結合的民事檢察監督程序啟動方式，助推能動履職。2021年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第三十七條將原來依職權啟動監督程序的三種情形增加到六種。在依法能動履職的背景下，民事檢察監督程序啟動方式應由原來的依申請為主，轉變為依申請和依職權并重。對符合規定的民事案件依職權啟動監督，不受當事人是否申請再審的限制，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體現檢察機關在民事生效裁判監督過程中依法能動履職的擔當和作為。比如檢例第155號指導性案例某小額貸款公司與某置業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抗訴案，檢察機關在履職中發現某小額貸款公司可能存在規避行業監管、變相收取高額利息、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的情形，遂依職權啟動監督程序，并開展相關調查核實工作，一方面通過個案監督促進小額貸款公司規范經營；另一方面立足個案審視類案及行業問題，依法維護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四是把握好抗訴與檢察建議相結合的民事檢察監督方式，增強監督剛性。民事生效裁判監督方式包括抗訴、再審檢察建議、檢察建議等。檢察機關在對民事生效裁判進行監督時應當區分抗訴、再審檢察建議和檢察建議等監督方式的適用情形，在綜合考量的基礎上選擇最為適當的監督方式，以實現最好的監督效果。如果生效裁判僅在事實認定上存在錯誤或者違反法定訴訟程序，這類案件由同級檢察機關通過再審檢察建議方式進行監督，與提請上級檢察機關抗訴的監督方式相比，可以促使法院充分發揮內部審判監督機制的作用，有利于節省司法資源。比如檢例第156號指導性案例鄭某安與某物業發展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再審檢察建議案，檢察機關通過再審檢察建議的方式開展監督，法院采納監督意見進行再審后，依法促成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實現案結事了人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廳 滕艷軍）
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
